
咸丰元年,一位入京述职的总督在保和殿外下轿时,远远看见六部尚书鱼贯而出,他悄悄对随从说了一句:“将来若调部当尚书,就算告老在望了。”这话听上去有点反常,在很多人印象里,六部尚书是天子身边的中枢重臣,而总督毕竟只是地方官,怎么反倒有点“降级感”呢?
要弄明白这个看似拧巴的问题,得先从清代一套细致入微的官员晋升制度说起。露骨一点讲,当时官场并不是想怎么升就怎么升,哪怕是封疆大吏,往上一挪一步,也得对照明确的格子来走。但是,有意思的是,在这套严丝合缝的官阶梯子里,偏偏有一个位置有些“游离”——那就是各省总督。
清代从顺治立国起,到光绪以后,中央对于官员升降有成文的“铨选成例”。一旦某个岗位出缺,吏部要按固定顺序排列候选人,比如知府的位置空了,直隶州知州、六部郎中、御史、府同知等,都可以进入备选名单。名字刻在册子上,位置标得明明白白,看上去很公平。
但话说回来,这种“有资格不等于有机会”的情况并不少见。名单上能排到前面的,未必真能坐到那个椅子上。有的只是走完程序,算是给个名分。总体来说,清代升官讲求按资排辈、循序渐进,乱提、滥升的情况相当少见,这点和很多人印象中的“皇帝一句话定生死”还是有差距的。
从正一品的大学士,一直到七品知县,几乎每一级都有详细的升迁线路。大学士缺人时,协办大学士、六部尚书、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可以补上;尚书的位置空了,就轮到侍郎排队;侍郎之后,是内阁学士、左副都御史、通政使、大理寺卿、詹事……一步一步,都是写进制度里的。
巡抚的升迁路径同样清楚。一般由内阁学士、左副都御史、京城府尹、各省布政使等官员补授。只要在系统内熬到年头、考核不差,大概都知道自己将来可能坐在哪张桌子后面,这种可预期性,也算是清代官场的一个特点。
若按常理推算,总督这种位高权重的封疆职位,也该有一条固定的晋升阶梯,实际情况却有点乱。它名义上属于地方系统,管理一省、甚至数省军政,但考核方式又合京官之例,用的是“京察”而不是地方“大计”,印信叫“关防”,多少带点钦差性质。说是地方大员,也沾了半点天子近臣的味道。
也正因为这种特殊地位,总督升到更高一级时,常常不容易按普通官衔去归类。政绩很好时算哪一路?资历老了要怎么安排?调任尚书,到底是升,还是退?在不少当时人眼里,这里面门道颇多。
一、八大总督:谁更“值钱”
光绪以前,各省总督名额有定数,常见的是八位,被人称作“八大总督”。顺序排下来是:直隶、两江、陕甘、云贵、湖广、四川、闽浙、两广。这八位虽然都是从一品大员,却并不完全同档,权力分量和资历要求差别不小。
最突出的两个,是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。直隶总督坐镇直隶(大致是今天河北一带)兼管天津,离京城最近,往往兼北洋大臣,地位极高;两江总督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,江南财赋重地,都说“养天下半壁”,可见分量。
这两个位置的来源就很有意思。大多数时候,都是从其他省的总督里挑,或者从京城里的侍郎、驻防八旗将军里选,极少有从巡抚一步升上来的。换句话说,能坐上直隶、两江之一的,总有一段厚实履历当底子,不是轻易就能轮到的。
陕甘总督的地位,在军政层面也极为重要。道光朝以前,这个岗位几乎成了旗人的“专缺”。原因不难理解,西北边防牵扯多地,战事频仍,很多任职者出身八旗武将。皇帝在选人时,更看重血统和军功,要求比一般省份严得多。
至于云贵、湖广、四川、闽浙、两广这些总督,则构成了相对完整的一张格局网。有人在西南干得不错,可能调湖广,掌中游地区;在湖广又有建树,才有机会往两江、直隶这样的位置挪一步。升迁路线并非死板,却有大致方向:越往财赋重地、京畿附近走,说明越得皇帝信任。
值得一提的是,总督虽然挂着地方官的名号,却又有“京官”的一面。他们接受京察,考核标准和六部尚书、九卿这些中枢官员相近,评论的是综合能力,而不仅仅是某一省的治理成绩。这也导致一个结果:总督职位在官场序列里有点“游走”,既不像普通地方官那样一路按部推进,也不像纯京官那样待在中央慢慢挪动。
在这种背景下,如果某位总督在任内政绩突出,在京察中被评为可以晋升,那么通常有几条路可走:其一,从次要省份调往更重要的总督位置,比如湖广总督升任两江总督,或四川总督调直隶;其二,兼衔大学士之类的正一品虚衔,名义上已晋升,职位却还留在原地。
所以,当时不少总督如果被加大学士衔而仍留本任,在身份上已经进入“正一品”行列。这种“加衔”的做法,既是奖励,也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承认。
二、旗人贵族总督:从封疆到中枢
谈总督晋升,绕不开一个群体:出身旗人、手握军功的贵族。满洲贵胄走仕途,路径往往和汉臣不一样。有人一开始就是武职,打仗立功后直接封总督,走的是“军功→封疆→中枢”的路线。
乾隆朝时就有这么个说法:汉臣做地方官,能混到布政使,差不多就是顶点了。话说得有点绝对,但当时的现实确实如此。总督、巡抚这些关键位置,多由旗人担任,尤其是边疆和战事较多的省份。汉臣想要踏入总督之列,难度不小。
由八旗武官出身的总督,往上走的路反而比较宽。他们一方面可以回京担任大学士,或入值军机处参与机要;另一方面,上三旗出身者,往往能兼任领侍卫内大臣、御前大臣之类,成为皇帝身边真正的亲信。再加上伊犁将军、盛京将军等重要武职,也常在这批人中挑选。
乾隆时的福康安,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他先后担任过云贵总督、四川总督、湖广总督等,几乎把西南、中部的重地都走了个遍。但他真正被倚重的身份,其实是统兵主将。西南、西北用兵,他常常挂帅在前线,既领兵,又握地方军政大权。
战争期间,军功是最直接的晋升通道。胜仗打赢了,皇帝大多不会吝啬封赏,公、侯等世袭爵位很常见。战事稍歇,这些人就被召回京城,担任大学士、军机大臣,既有实权,又有体面。这样一来,总督成了他们仕途中的一个关键阶梯,却未必是终点。
当然,不是所有旗人总督都以武功见长。有些更擅长治理地方,走的是“文治路线”。雍正朝的鄂尔泰,就是靠改土归流立下大功。云贵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度,羁縻而治,弊端不少。鄂尔泰逐步将土司世袭权收回,改为流官管理,这件事不仅稳定西南,也大大加强了中央控制力。
雍正看重他,把他召回京城,担任首席军机大臣,几乎成了当时军政决策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云贵总督的经历,成了他步入中枢的关键台阶。
乾隆朝的尹继善,出任两江总督多年,封疆有年,劳苦功高。由于在江南的施政稳定、财政供应充足,深得皇帝信任。到了一定阶段,朝廷也给出回报,升任大学士,并安排他为军机大臣,进入最高决策圈。
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,对于旗人贵族来说,总督是一个重要节点。向上,可以通往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御前大臣这些核心岗位;向边,有机会担任边疆重镇的将军;向下,即便不再被重用,也常能留在体面的位置上,享受高官待遇。
这类人升迁的关键,在于两个字:信任。皇帝信得过,哪怕从战场一路杀回来,也能在中枢坐稳位置;皇帝稍有疑虑,即便还是从一品,总督的位置也可能成为“封顶”。
三、普通总督:升了官,却是“退一步”
说完旗人贵族,再看另一大群体:政绩不算惊艳、但也没犯大错的总督。这类人,数量反而最多。放在官场上,很难用“风云人物”来形容,不过是几十年勤谨做事,既无大功,也无大过。
这类总督的仕途高度,多数被定格在总督本职上。一处做得称职,就换到另一省继续干。位置可能从稍重要的省份挪到稍次要的,或反过来,总体上属于“横向流动”。
等到年纪渐长,身体精力跟不上在地方奔波,皇帝也不可能让六七十岁的老人,还在省城里忙碌军民事务,这时通常有一个安排:调回京师,授某部尚书。表面看,尚书正一品,总督是从一品加衔,似乎是“正升级”;可在当时不少官员眼里,这一调往往意味着“准备退场”。
有一位年近花甲的总督,在接到调任工部尚书的旨意时,就对亲友感叹:“到京就是收官。”这话并不夸张。六部尚书位高,却未必有真正权力,尤其在军机处掌握实权的时期,很多尚书负责的是日常事务,更多是一种牌面和名分。
总督调尚书,算不算升官?从品级和名义上说,当然算。总督多为从一品,加的是“某部尚书衔”,而尚书自身是实授正一品,主持一部政务。这一点,和“副部级享受正部级待遇”与“正部级”之间的差别有点类似。衔,是虚衔;尚书,是实差。
问题在于,清代政治实际运作中,总督往往更被皇帝看重。尤其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,能掌控军队、钱粮、人事的封疆大吏,比在朝堂上批章程的尚书,更容易影响局势。所以,在很多士大夫心里,从总督调六部尚书,与其说是“晋升”,不如说是一种“体面退居二线”。
不过,这个判断也不是绝对的。如果一位总督被任命为某部尚书,同时入值军机处,参与军机大臣会议,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那时,尚书只是平台,军机才是核心。能进军机,才算真正有了“上一个台阶”的机会。
遗憾的是,大多数原总督调任尚书时,并没有获得军机大臣的身份,多只是坐镇一部,处理传统事务,离中央权力的核心圈子,还是隔着一层。
到了晚清,这种“总督调尚书带点退意”的印象愈发明显。因为地方督抚手里的权力,已经远远超过很多京官。曾国藩就是典型例子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,湘军成军,他以两江总督、兼钦差大臣的身份,手握兵权、财权、人事权。哪怕朝廷以后给他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的虚衔,他本人也很清楚,真刀实枪的权力在地方军队,不在紫禁城里的几张桌子。
在那样的时局下,一些督抚宁可留在地方“为王”,也不愿意回京做一个缺少实权的尚书或大学士。名义上的升迁,成了很多人眼中的“空头福利”。站在他们的角度,总督转尚书,更多像是“收山前的安排”。
然而从制度上看,这一调动仍旧属于升官范畴。只是制度设计和权力实际的错位,让这份升迁带上了一点复杂意味。
四、制度之外的现实:升与不升的分界线
回到开头那个问题:总督干得好,下一步该升什么官?如果按制度条文来回答,最理想的情况有几种:调任直隶、两江这样的高配总督,加大学士衔,或以尚书身份入值军机处。这些,才是名实相符的晋升。
若只是年深资老,政务平平,那么从某省总督调回京城,授某部尚书,大多已经接近仕途尾声。外人看简历,会说这是“官运亨通”,当事人心里其实明白,自己已经失去了影响地方局势的机会。
总督的品级写的是“加一品衔”,在制度上仍有一层“虚”的色彩。尚书是实职,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则代表着中枢权力。三者之间,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。总督这个位置,既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“只比尚书低半格”,也不像有些说法那样“高居六部之上”。它更像是一块特殊的跳板,方向不定,落点各不相同。
有的人借这一阶,一步跨入皇帝跟前,成为真正决策之臣;有的人就在各省之间往返,多年累积资历,最后回京安稳度日;还有人依托军功和地方军队,在晚清那样的风雨飘摇中,养成了一套“宁在地方掌刀,不在京师听命”的心理。
试想一下,当时很多总督在接到调令时,心态恐怕也不尽相同。升入军机处的,大概觉得更近一步;调尚书而不入军机的,兴许已经开始筹划善后;继续在原任上加衔留任的,则清楚自己仍被仰仗,需要在地方撑起一片局面。
从这一点看,“总督转尚书算不算升官”这句话,本身就有两层含义。按官制讲,当然算升;按权力和影响力讲,往往意味着下一个阶段即将结束。对很多习惯于在地方坐镇一方的总督来说,这种“升”股票10倍杠杆正规平台,多少带着一点退意,难怪有人会说,调尚书,基本上就是混到退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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